同著名作家刘绍棠先生一共见过两次面，都是在1988年的8月。那时我正在家乡参与筹备一个大型的活动，通过一位作家介绍，请他题字。

  8月的北京，那满面红光的太阳像火一样，辣辣地铺满了大街小苍，把柏油路面烤得直冒油，回应着太阳洋溢的热情，树上的知了旁若无人地恬噪着，树叶子都搭拉着，打着瞌睡。这样的日子，最适宜的就是在家里呆着，守着一盘西瓜，凉着一壶白开水，摇着大蒲扇，在房、树荫下纳凉。你要是挑这个时候去人家串门，大概是很惹人不耐烦的。

  我们也很清楚这个道理，可是大老远的到北京来了，任务你总不能不完成吧，于是我就小心奕奕地拨通了刘先生家的电话，由于事先已有人过话了，所以，他很爽快地答应了，约好了晚上去他家。当我们踏着淡淡的月光，如约来到他在府右街的家中时，已是华灯初上了。先生的家是典型的北京四合院，外面的马路比院子高出很多，要下几个台阶才到院子里，他在左侧的平房客厅里会见我们，其余的房子是不是他的我就不知道了。

  先生的家中没有装空调，小平房里很是闷热，他坐在一把竹椅上，脸色有些苍白，身体状况看起来不是怎么太好，比较瘦弱，见我们进来，就站起来热情地和我们握手，连声说“欢迎，欢迎。”我那时还很年轻，第一次见到一位名气如此之大的作家，心中不免有些紧张，走坐都有些拘谨。同时也在暗暗地打量着，觉得他和我想象中的风度翩翩、风流倜傥的名作家并不一样，我定定地望着他，他好像看出了我的紧张，就风趣地问我道：“你是不是看我不像一个作家呀？”我赶忙辨解道：“不是的，不是的。”他笑了笑，坐下了，摇起了大蒲扇，同时也招呼我们坐下，他的幽默使得我紧张的情绪有所缓解。

  当我轻声轻气地道出了来意时，他已准备好了题字，从身边的茶桌上拿起来递给了我，让我始料不及的是，他边递作品边对我说：“你看这样行不行，若不行，我可以重写？”他的话让我楞住了，一时没反映过来，不啻于听到了天外来客的声音，我真没想到，一个赫赫有名的大作家，对我这样一个来自边远山区的小同志竟然这般的尊重，这般的谦虚，竟不知该说什么好，我赶忙接了过来，连连说道：“很好，很好，十分感谢！”

  拿到题字以后，我觉得先生身体不太好，天气又这么热，应该告辞了，可是先生并没有送客的意思，问起了我们的活动，我向他做了简单的介绍，他兴味盎然，详细询问了一些情况，我乘机代表领导向他发出了邀请，他表示若是身体好一些的话，一定前去。短短的交谈，使我感到，与先生的会面非常轻松，他很是亲切，并能引导你的谈兴。

  我见客厅墙上挂着一个条幅，上书着：“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”八个大字，落款是著名书法家刘炳森先生，就问道：“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定受了不少的罪吧？”他说：“是啊，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，哪个人又能逃得掉呢！好在一切都过去了，我又可以拿来起笔来写作了，让我写作，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。”似乎是有意回避这个话题，接着他给我们说起了他创作的原则，即“中国气派，民族风格，地方特色，乡土题材。开采要广，开掘要深，自然成趣，雅俗共赏。”他特地强调乡土气息，满怀深情地对我们讲起了他在农村曾居住过的一座旧房子，他说：“就是在那座旧房子里，我写出了《地火》、《狼烟》、《春草》三部长篇小说，而且就在这座很像畜棚和坟墓的陋室里，每天都高朋满座，当然和唐代大诗人刘禹锡的陋室正相反，他是”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”，而我则是谈笑有白丁，往来无鸿儒，也正是这些白丁给了我生活的温暖和生命的力量。”他还说：“我一直把大运河看作我的母亲，尽管有人用了极其尖酸刻薄的语言、蛮不讲理的文章说我把党、祖国、故乡比做母亲是浓厚的封建思想和极左观点，但是我宁肯身背这两大罪名去见马克思，也不想改祖换宗。”说到这里他很激动，咳嗽了起来，他的夫人忙为他送上了一杯水。那天，我们不知不觉地聊了两个多小时，他还把创作宗旨题在了我的签字本上。

  在我们离开北京之前，又到先生家里去了一趟，这次去就比第一次去时放松多了，我不敢说先生把我当成了朋友，但是在同先生的交谈中，我却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一个真正名作家虚怀若谷、豁达大度、平等待人的大家风范。

  我不是作家，也不会写小说，但我喜爱文学，如果说在接触刘先生之前，我对文学的了解就如同白开水的话，那么同先生谈过两次以后，我至少明白了当作家要先作人的道理，懂得了作家写作要有风骨的含义，知道了写书功夫要在书外的哲思。与先生交谈，我领略到了他那一抹浓浓的乡土情思，仿佛感受到大运河汩汩地流淌在先生的血液中，成为他创作源头的活水，也正是因为他深入生活，了解生活，善于同民众交朋友，才能写出那么多脍炙人口、既有聪敏灵气、又有酽酽乡情土味、深受群众喜爱的作品，不仅在中国广为流传，还被译成英文、法文、德文等，在国外也有相当大的影响。

  后来，当我知道刘绍棠先生不幸患了脑血栓的消息后，很是着急。我明白，以先生的名气，什么样的医生都能够请得到，什么样的药也都能够买得到，但我还是精心地特为选了几种药品寄了过去，我在远方、在心底里默默地为他祈祷，祝愿他的病快些好起来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先生的病果然有了起色，还给我寄来了一本他的文集《我的创作生涯》，扉页上面为我题了字。他在书中的附条中告诉我，他已经搬到楼上去住了，欢迎我再有机会去北京的话，到他家里作客。